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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时间:2025年06月29日 04时41分19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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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梁启超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论定的“强国”与“女学”之间的联动关系,无疑强化了他对中国“妇人不学”的痛心疾首,措辞也不免峻急严苛。即如近年颇受诟病的二万万女子“不能自养,而待养于他人”“全属分利,而无一生利者”的说法,起码是漠视了女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。对此,梁氏日后也有修正。1902年发表《新民说》,在《论生利分利》一节便特意分辩:“论者或以妇女为全属分利者,斯不通之论也。妇人之生育子女,为对于人群第一义务,无论矣。即其主持家计,司阃以内之事,亦与生计学上分劳之理相合。”不过,即便对于妇女“育儿女,治家计”这类“室内生利事业”已经认可,梁启超却依然认为,“中国妇女,则分利者十六七,而不分利者仅十三四”,作为对比的仍是“率皆有所执业以自养,即从事于室外生利事业者”的泰西成年女子。这里的关键在于,梁启超认定,女性只有走出家庭,从事社会劳动,才可以直接助力国家、民族的富强。因此,女子也应如男子一样,“人人各有职业”,就成为必然的诉求。而“学也者,业之母也”,中国妇女的“无业”既被归咎为“不学”,问题就仍然落在了教育为本的理路中。
日本作为美国的忠实“小弟”,打算帮他们的“好大哥”度过此次难关,很明显他们高估了自己,也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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